為學之方 — — 亞聖孟子的指導

“學問”在時下是一個很時髦的詞,人們評價一個人通常會說“這個人很有‘學問’”。“學問”似乎包含著許多方面,但是,在今天,代表“學問”的最重要的兩個方面,似乎是讀書和職稱。一個人只要書讀得多,或是職稱高(例如教授、博導等),那在世人眼中,“學問”一定低不了。這已經成了今天的公認。然而,“學問”當真如此嗎?

作為後世敬仰的聖人,孔子和孟子全都是有“學問”的人,而且或許是普天之下最有“學問”的人了,因此,他們對“學問”的定義,應當是錯不了的,或者說他們所認為的“學問”才是真正的“學問”。

且看孔子對“學問”的論述: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而已。”(《論語》學而第一)

“好學”就是安貧樂道,敏事慎言,而向有道之人學習,這種學習與今天所謂的讀書、職稱有何關係?

而在有人詢問孔門弟子中有誰好學時,孔子認為只有顏子一人好學: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論語》雍也第六)

顏子之所以被孔子稱作為好學,乃是因為“不遷怒,不貳過”,這與讀書、職稱也沒有關係。

而孔子自述其一生的學習經歷時,則說: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第二)

學了一輩子,最後的歸宗是“從心所欲不逾矩”,也與讀書、職稱沒有什麼關係。

由此看來,孔子對“學問”的理解,或許與當今之人不太一樣吧!

再來看看孟子是怎麼談論“學問”的,我以為孟子論學,當為這一句話最為精要: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章句上)

所謂“放心”,即是散失的心,這一個心指的是本心。所謂“學問”,原來就是要把那顆散失了的本心找回來。我們知道隨順本心,即是聖人。而“求其放心”,求回來之後,自然會隨順本心,由此可見,孟子所說的“學問之道”,即是成聖之道。這與讀書、職稱,似乎關係也不大。

但是,這個“學問”也許更難,所以,我們回顧歷史,會發現讀書人很多,大學者、大文豪也很多,高職稱的人(如五經博士)也很多,可是真正做到“求其放心”的人卻並不多,而最終能夠求回“放心”而成賢入聖的人,更是罕見。

孔子為學一生,最終是“從心所欲不逾矩”,孟子論“學問之道”,乃是“求其放心”,由此可見,兩位聖人對於“學問”有著共同的理解,那就是:先找回散失的本心,而後存養本心,最終隨順本心,抵達“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聖人境界。

請注意:這裏的“從心所欲”與凡夫的隨心所欲有著本質的不同,凡夫隨心所欲隨的是妄心,是意識心,所以只會行惡作惡。而聖人“從心所欲”“從”的是本心,正因是本心,所以才會“不逾矩”——不違背天道。

現在,可以做一個結論了,孔子、孟子對“學問”的理解是:成聖之道。

然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要成聖,也得有個入手處,那麼,成聖之道的入手處又在哪里?答案是:讀書。

很多人會覺得很奇怪:前面明明說“學問”與讀書、職稱關係不大,現在為什麼卻又說成聖之道的入手在於讀書呢?這不是前後矛盾了嗎?

一點也不矛盾,這裏有著兩個核心:一、要成聖,就必須要先明理,惟有讀書才能明理,所以,書不可不讀。理解了這一點,對於第二點自然就明白了:二、要成聖,就要讀能夠指引我們成聖的書。這類書或許與現今諸多學者所讀的書不太一樣吧。

由此看來,讀書與讀書是不一樣的。一個是為了博取廣泛的知識,作出與眾不同的立論,就此取悅於學術界,而博取名聲和職稱。一個則是學習有益於身心的知識,就此提升自我的修養,一步一步成賢入聖。前一類讀書可以有種種方向,文學、哲學、歷史學、物理、化學,等等。後一類則相對較為集中:經學。所謂經學,最初主要指孔子所編撰的六經,因為樂經已經亡佚,所以,只剩下了五經,也就是《詩經》《尚書》《易經》《禮經》和《春秋》。到了清朝,又發展為十三經,也就是《詩經》《尚書》《易經》《禮記》《周禮》《儀禮》《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孟子》《孝經》《爾雅》。古人學習大多都是從這些書開始的。

所以,當弟子子路提出不需要讀書時,孔子對他作出了批評: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論語》先進第十一)

相比而言,經學似乎並不多,只有十三本書。可是,經學卻不好讀,乍一翻,覺得自己還能讀懂一些,可是越讀就越覺得難懂。所以,很多人往往會選擇半途而廢,還有一些人則從中選出一些通俗的、淺薄的部分,就此開始自以為是,自負清高,認為自己已經入了聖賢之門,卻不知道自己與聖賢差距甚遠。歷史中,常常會有人一輩子,也就只能研究一部經書,例如杜預,一生只研究了《春秋左傳》。

但是,經學又有著一個獨特的地方,與知識的累積不太一樣,知識的積累是對每一個問題都必須要深入研究之後才會明白,經學卻不是,只要我們能夠真正讀懂讀通其中的一部,你就會有一種豁然貫通的感覺,再去讀其他經書,就會異常輕鬆,原本像天書一般的文字,如今讀來卻文從字順,煥然冰釋。為什麼?因為經學雖有多部,內容卻是一貫的:指引我們成賢入聖。

講到這裏,諸位自然會發覺聖人所指引的讀書有著一個特徵:經書是與我們的生命息息相關的,而不是我們生命之外的一些空洞的知識。這就是古來聖人所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指引世人先瞭解生命,然後再去圓滿生命。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而,要“求其放心”,務必要先知道放的是什麼心,又該如何去求,所以,就必須要讀書,讀什麼書?讀聖賢書,也就是讀經書。既然要讀書,就必須遵循一些原則,否則便讀不好書,因此,讀書首要要立規矩: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章句上)

(譯文:孟子說:“以離婁出色的眼力,公輸子卓越的技巧,不依靠圓規和曲尺,也不能夠畫出方形和圓形;以師曠靈敏的耳力,如果不依靠六律,也不能夠規正五音;以堯、舜之道治理天下,如果不依靠仁政,也就不能夠治理好天下。)

那麼,為學的規矩又是什麼呢?答案在這裏: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與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告子章句上)

(譯文:孟子說:“後羿教人箭術,一定要拉滿弓,求學之人也必定要致力於拉滿弓。大匠教人必定依據規矩,求學之人也必定要依據規矩。”)

後羿教人射箭,一定要拉滿弓,學者為學也要拉滿弓。這自然是譬喻,譬喻為學需要全力以赴,這就是規矩。

許多人只是將學習當作一種雅致的生活,有課就隨便聽聽,聽到不開心時轉身就走;有書就隨便讀讀,讀到不順心時就放下,再找另一本來讀。如此學習,又如何能夠學得好?學習務須全力以赴,讀書一定要讀透,讀不透誓不甘休;聽課一定要聽通,聽不通務必要求問。惟有如此,才能夠真正有收益。

為學首先要全力以赴,其次則要志存高遠,務必要以成賢入聖為自期。若孟子便是如此,他說: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公孫丑章句上)

(譯文:不是理想的君王就不去事奉,不是理想的百姓便不去使喚,世道太平就出來做官,世道混亂便遁隱起來,這是伯夷。任何君王都可以事奉,任何百姓都可以使喚,世道太平出來做官,世道混亂也出來做官,這是伊尹。應該出來做官就出來做官,應該及時中止就及時中止,應該做得久一點就做得久一點,應該迅速離開就迅速離開,這是孔子。三個人全都是古時候的聖人,我不能夠做到他們那樣,而我內心的願望,則是成為孔子那樣。)

在對比了三位聖人(伯夷、伊尹、孔子)之後,孟子明確表示自身所願學的乃是孔子。這就是孟子志向高遠之處,連伯夷、伊尹都不屑於去學的人,又如何不能夠成為聖人呢?所以,孟子成了亞聖。

志存高遠尚要專心致志,若是不能專心致知,則勢必無成: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告子章句上)

(譯文:孟子說:“不要奇怪於大王的不明智啊,縱然是全天下最容易生長的植物,曬它一天,又凍它十天,就沒有能夠生長得了的。我跟大王相見的次數也很少,而我退下來之後,凍他的人便來了,我即使讓他有所萌芽又有什麼用呢?就像下棋作為一項技能,只不過是一項小技能,但是,不能夠一心一意的學,也是學不好的。弈秋,是全國最擅長下棋的人,讓弈秋教兩個人下棋,其中一個一心一意,只聽從弈秋的話。另一個雖然也聽從弈秋的話,可是一心認為有天鵝將要飛過來,總是想著拿起弓箭去射它。雖然他與另一個人一起學習,但是不如對方,這是因為他的智力不如對方嗎?答案自然是:不是這樣的。”)

孟子講得何其清楚!一個人即便是學下棋這樣的小技能,如果不能夠專心致知,最終也是無法成功的。

全力以赴、志存高遠,又能專心致知,為學就有了根本,下麵的問題就在於能不能夠堅持到底了,若是半途而廢,那還是沒有任何意義,所以,孟子說:

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盡心章句上)

(譯文:“有作為的人就像挖井,挖井挖到很深卻沒有挖到泉水,那就如同一口廢棄的井一樣。”)

若是半途而廢,那就像挖井,挖井挖得再深,如果沒有挖出水來,那就等於是廢井。同樣,儘管此前付出了諸多努力,最終卻選擇了放棄,而沒有能夠成賢入聖,那麼,學業仍舊是荒廢的。

全力以赴、志存高遠、專心致志,又能堅持到底,以這樣的態度投入學習,自然能夠取得一個良好的結局。

然而,孔孟之學尚需更深一層的工夫在,畢竟“學問之道”要“求其放心”,因此,不單單是讀書明理,還需要切切實實的去踐行,因此,孔子和孟子在這方面也作出了指引,而他們所共同推崇的方法則是:“反求諸己。”孔子說: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孔子還曾以射箭為喻,講述“反求諸己”: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自身。’”(《中庸》)

孟子也曾以射為喻,說得則更加明確、透徹: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公孫丑章句上)

(譯文:履行仁德的人就好像射箭,射箭的人先端正自己然後發箭,如果發出去的箭沒有射中,不會埋怨勝過自己的人,而是會反過來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以射箭來譬喻反求諸己,實在是非常精妙。這也就難怪孔子將射列為六藝之首了。

孟子又說: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雲: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離婁章句上)

(譯文:“我去親愛他人他人卻不親愛於我,應該反過來看看自己是否真的仁愛;我去治理他人他人卻不服從治理,應該反過來看看自己是否真的明智;我去禮敬他人他人卻不理睬,應該反過來看看自己是否真的恭敬。總而言之,一切所行得不到應有的回應,全都應該反過來從自己身上尋找原因。自身的確端正了,普天之下的人自然就會歸服於你,《詩經•大雅•文王》篇中說:‘永遠的契合於天命,自己去求得更多的幸福。’”)

“行有不得”,定然是自身做得不夠好,所以,應當反求諸己。然而,也有特殊情況,但是,也要在反復“反求諸己”之後才可以下結論: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離婁章句下)

(譯文:“現在,有一個人在這裏,用蠻橫暴逆的態度對待我,君子就必定會反求諸己:‘我必定是不夠仁愛吧,必定是不夠恭敬吧,否則,怎麼會遭遇如此的對待呢?’當反求諸己後,發現自己足夠仁愛,也足夠恭敬時,而對方卻依然以蠻橫暴逆的態度對待自己,君子就會進一步的反求諸己:‘我必定是不夠忠信吧?’當反求諸己後,發現自己是足夠忠信的,而對方卻依然以蠻橫暴逆的態度對待自己,君子便會說:‘這也是個狂妄的人啊。如此之人,與禽獸又有什麼區別呢?對於禽獸又有什麼好責難的呢?’”)

但能時時、事事反求諸己,則自然可以攝心不失,從而逐漸收回散失之心。然而,反求諸己尚有另一層意義:

從自己身上找天理。

所謂本心,乃是人人所本自具足的,是生來即有的。而本心所呈現的即是天理。反求諸己,從自己身上找天理,那就等於是在自己身上體貼本心。這就是更深一層的工夫了,既要求會本心,還要體貼本心所具足的天理,而後順應天理而為,如此一來,自然入於聖賢之域了。

這一點,伊川先生(即小程子程頤,北宋五子之一。)便看得很明確: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河南程氏遺書》)

反過來觀察自身時,會發覺天理就在我人身上,不在外面。這就是孟子所說的“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章句上)。

一面從自己身上找問題,不斷改正;一面在自己身上去體察天理,不斷擴充。如此一來,自然可以成賢入聖。

關於為學,孟子的指導可謂清晰、明瞭,然而,最終的一切取決於我們。我們能否切實的遵循孟子的指導去為學,全力以赴、志存高遠、專心致志並堅持到底,與此同時,時時、事事篤行反求諸己的工夫。倘若真的能夠遵循孟子的指導,成賢入聖也是指日可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