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

孔孟之道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学的核心思想和中国儒学文化的源头。两千多年来,孔孟两位圣贤不仅照亮了世界东方的天空,孔孟之道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已凝聚成民族共同的心理、价值观和共同的行为方式,反映着民族共同的精神风貌。孔孟之道虽历经“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几遭劫难,但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南怀谨先生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正因为我们没有割断与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我们才可能通过复兴儒学来重塑中华民族精神,中国的未来才充满希望。

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讲求“仁者爱人”,但是二者却有着较大的区别。

首先,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人少走弯路,对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宽恕始终是他的人生信条,如在陈国,被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他发现鲁国国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

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荡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疾俗。孔子也愤世疾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第二,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

第三,从具体的施政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罔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

所以,到今天,孔子给我们普通人的感觉是“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孟子却是“铮铮铁骨浩然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