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國學中心主任   鄧立光博士                          ──《孟子學說的現實意義》論壇上的發言                   【鄧立光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國學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北京國際易學聯合會副會長,研究重點在《周易》、先秦諸子、宋明理學、道學、佛學、現代新儒學等。專著有《陳乾初研究》、《象數易鏡原》、《老子新詮》、《周易象數義理發微》(附《五行探原》)、《中國哲學與文化復興詮論》等,發表學術論文四十餘篇。 公職方面,曾任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兼任顧問、華人廟宇委員會委員暨文化發展小組主席;現為華人廟宇委員會增補委員及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2007年負責特區政府在港舉行之「山東 - 香港祭孔大典」,2010年任國務院參事室主編《中國地域文化通覽》(香港卷)之副主編。】         各位參加盛會的嘉賓、同道,大家好。我就談談個人對孟子的一些體會,討論一下現在在香港推行儒家的學說會遇到什麼問題。剛才已有教授說孟子的“性善論”究竟是人性本善還是外在選擇的問題,我的學問是從新儒家來的,繼承了牟宗三先生的系統。新儒家前邊是宋明理學,宋明理學家強調他們繼承了心性孔孟之道。所以在當代新儒家講學的過程中如何把握儒家精神。所以牟宗三先生他們和馮友蘭先生有很大的不一樣的地方。馮友蘭先生是中國哲學的大家,可是我們講的海外新儒家基本上跟他有很大的縫隙,在於對“良知”的把握。         “良知”是孟子學說最精彩的,就是我們做一個人是不是一個道德主體的關鍵內容。所以在這方面的理論中,身體力行的話,你是孔孟之徒;不然的話,你就是外學,你講不知道在什麼,無法實踐,因為你無法確定方向。所以從一個外在的事情來說,這一次的論壇籌備時間很短,對國學中心沒有什麼好處,從利的角度來看。為什麼一口氣答應,這個對推廣我們傳統文化很有益處,我們說義不說利。所以我盡力要把它做好,這就不是利益的問題。從利的角度,對我而言沒有什麼好處,如果是承辦其他商業活動還更有利處。說回頭,孟子為什麼這麼偉大,孔子以後就是孟子,孔孟是連在一起說的。孔子說“仁”,孟子說“良知”,我們現在講講“良知”是不是我們生命主體中本身具有的。我們的新人講這方面的學問,他是好像西方的哲人一樣去做理性思考,還是從我們生命本身體會到道德的根源。很簡單,如果現在發生一件突發的事情,有人突然大叫一聲倒在地上,我們第一反應會是什麼。第一反應不一定是動作,而是在感情上面的嚇一跳。遇到什麼恐怖的事情,我們會很恐懼、不安。當我們看到任何覺得不忍心的事情時,都會這樣。這件事與我們無關,但為什麼我們會感到不安呢?孟子看出來,這就是“良知”。良知是每個人都有的,不是別人教我們的。學回來的是有限的,可是自己面對的情形是無限的,舉凡令人不安的事情,我們的心就會不安。另外還有一個情況就是在人多的時候,在巴士、地鐵上我們看見需要幫助的人,站不穩的我們扶她一把或者為有需要的人讓座。這些舉動的當下,我們的內心會清楚地感覺內在的愉悅、安慰感,這是良知的表現。所以良知表現出來的不是一個概念問題,是安與不安的問題。孟子教我們從這裡出發去擴充,安慰的你去做,不安的不要做。任何我們做壞事的,第一次會感到不安,做過一次之後,他安了。很容易解釋,他的良知被掩蓋了。這方面內在道德的體會在儒家、佛教、道教都看得很重要,所以我們現在真的要回復傳統文化,要將孟子的“人性善論”運用到生活中。先看到了自己的道德本性再決定去做什麼的。所以我內心的愉悅感讓我做當下的這個論壇,就這麼簡單,我現在忙得不得了,我還參加、支持。善的力量聚在一起,不問為什麼,應該從我的良知出發,我開心,就是這樣子。所以,孟子所說的良知問題從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儒家的道德系統來看是真真實實的。我們一定要從生命中體會,才能感知到孟子的“仁義”。剛剛提到的馮友蘭先生,他的學問了不起。他有一點說道“良知”問題,他說我們講良知是接著孟子之說,孟子這樣說,宋明理學家這樣說,這是學術的思路,這不是新的學問,是一脈相承,生命對生命,這是道統。所以我現在所說的不是我的發明,我是說孟子的學問、道德。我們擁有這樣的體系,一查便知什麼是道德,什麼叫功利。所以我們教書的首先要點明這一點,不僅在文字上去解釋是怎樣的。因為儒家是生命的學問,一定要從生命中開出來的,你感受不到,你沒辦法講這份學問。所以當我們要做道德抉擇時,前面的動機是什麼,如果是為了個人的利益,那你所做的根本不是道德行為。只有從良知出發,才可以說是道德行為,我所說的就是傳統儒家的態度。         接下來,我說下在香港推行儒家學問的困難。香港幾十年來主要推行的是西方價值觀的學問,對中國傳統文化沒有興趣去弘揚、推廣。到現在為止都是一樣,沒有什麼改變,所以要花更大的力量去推廣傳統文化。連學生他們上的中文課、中國歷史課都出問題,那你們要我們怎麼教,連基礎都沒有,所以我們教的很辛苦,這個大環境是有問題的。我們沒有推脫,還是繼續地向前推,最重要是一個人的力量有限,要團結更多的力量。現在,孟子學院成立了,團結就是力量,我們可以做更多事情。希望我們往後有更多的機會能同大家站在一起,為我們國家、民族盡最大的努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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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孟子學院第一副院長   高家裕                          ──《孟子學說的現實意義》論壇上的發言        【高家裕教授為資深傳媒人和教育工作者。先後在多間報社擔任記者、編輯及《亞洲電視》新聞公共事務部編緝主任和節目監製,期間曾受港英政府委讬製作《中國經濟改革與開放》影視特輯供公務員認識中國之用。     在教育方面,曾任多間中學校長及在多間專上院校講授《國際關係》、《中山思想》及《現代史》等課程,對儒家孔孟以至中山思想有一脈相承的研究,對孔孟的經濟觀及環保思想更多所闡揚。     在香港回歸前,曾獲委為《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並先後擔任香港教師會會長、香港校董學會主席、香港文化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及香港公民協會副主席等職。    高教授現任中知書院校長、高行網執行董事、主筆和高行網校校長。】         各位,今天是個大大慶祝的日子。一開始,我們謝院長說的“今天,孟子學院成立了!”這讓我想起和六十多年前在天安門上面毛主席的講話語氣差不多。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一件大事,孟子學院在香港的成立也是一件大事。今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打破了多個記錄。孟子學院的發起與籌備時間很短,可是在幾位領導、負責人的參與和彭啟堯先生以及他的工作團隊的協助下,完美地舉辦了此次活動。今天,我從沒有看見過一個學術氛圍這麼濃厚的場所,有這麼多的貴賓、學者、有心人聚在一起。 而且從兩點多到現在接近三個鐘頭的時間,沒有幾個人離開會場。這說明,第一,大家都是有心人:第二,之前每位學者的演講都很精彩,各有特色,並互相擦出火花,這很難得。         也許是我們太過自卑,自從滿清之後,一講到我們中國國事就說受到過去封建荼毒,儒家思想影響。可這是錯的,我們在滿清之後為什麼會衰弱,除了西方在工業革命之後產生的各種工業和軍事發展,最重要的是我們否認了儒家。儒家的衰弱並不是它本身衰弱了,而是我們覺得它過時了,才導致了我們國家的衰弱。因為儒家其實最講究科學和務實,不好高騖遠。而儒家的衰弱導致了我們知識的退步。我們都是從事教育,教育科目有很多方面。可我發現,我們今天的教材比不上過去。孔孟時代的教材是《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包含了文學、歷史、天文、數理、邏輯、政治等多個方面。         有關於對孔孟、儒家的思想,剛才接近十位的專家學者已經發揮得淋漓盡致。那我就用最近的事情來討論一下,最近關於TSA的討論很熱門。TSA是全港性系統的測驗,主要針對小學三年級及以下學生,測試他們各方面的思想、知識等等,作為一種參考。最近大家認為小朋友因為要忙於對TSA的練習,而無暇玩耍。昨天,立法局還因此舉行了聽證會。我想有趣的是,兩個星期以前,政府關於考評局的負責人舉例解釋說,關於孟母三遷,小朋友們各有各的答法。有的學生說孟母三遷是不可能的,第一,孟母是虎媽;第二租金太貴了,沒辦法隨意搬來搬去。相關官員對此很是無奈,其實我們應該高興,因為學生們可以根據現實狀況來思考問題。我們看孟子教學生,也是讓他們進行思想的發揮。所以,在教育方面我們應該用多種角度去考慮。第一,我們是不是要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來作出改變,不要墨守成規;第二,要教導學生什麼是正軌。我們現在談孔孟要配合當下的教育情況。剛剛好幾位專家都說,假如沒有儒家就沒有中國的今天,沒有後來的偉大的民族。         在歷史上,中國有三個時期的分水嶺。第一個是魏晉時期,魏晉之前都是漢人統治,之後是少數民族統治中國,如元朝、清朝、魏晉南北朝的鮮卑等。第二個是秦朝的統一,秦之前是皇權分散,秦之後才是大一統,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中央集權制。假如沒有秦,中國就會像歐洲、阿拉伯中東一樣,分為很多國家。第三個是春秋戰國時期。假如沒有孔子推行民間教育,就沒有後來的中國發展。同時,春秋戰國是一個學術自由、百花齊放的時代,才形成了後來的中國。         講到孟母三遷,我們不妨講講母親的教導。我相信大家都同意母親對孩子的影響要大過父親。舉一個例子,克林頓是美國的總統,可當克林頓的媽媽去世時,國會議員在她的靈柩前寫下“這是製造總統的人”。克林頓的父親是個退伍軍人,在一次駕駛意外中去世了。他的母親弗吉妮亞咬緊牙關獨自一人養育他。她不像現在的香港人動不動就要綜援,動不動就社會欠了她,政府欠了她。她和孟母一樣很重視兒女的教育。為了維持生計,弗吉妮亞一邊工作,一邊讀護士學校,成為一名註冊護士。她靠自己的辛勤勞動撫養大了兒子。從克林頓很小的時候起,母親每天都會陪他聊天,並無所不談。克林頓15歲那年的有一天,他向母親宣佈將來一定要競選美國總統。弗吉妮亞告訴克林頓:“孩子,我相信你能行。現在,對你來說,也許正是實現這個夢想的最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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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葦杭書院山長兼儒家文化研究院      楊汝清院長                              ──《孟子學說的現實意義》論壇上的發言        【楊汝清,字杭之,號水木心齋,儒家學者,多年來致力於以孔孟之道為旨歸的儒家核心價值的學術探討,儒家思想文化的修習傳承以及師道回歸、學堂書院制度重建、孝道禮樂與現代法治的會通、蒙學教育與現代民間公益事業的實踐。任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幸福工程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人口與福利基金會文化大使。                出版專著:《大孝至尊——<孝經>與成功人生》(音像)(北京高教音像出版社,2009年);《<孝經>與成功人生》(專著)(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論語玩誦本》(主編)(中國紡織出版社,2015年1月);《孟子玩誦本》(主編)(中國紡織出版社,2015年9月);《孝經大學中庸玩誦本》(主編)(中國紡織出版社,2015年9月);《道德經玩誦本》(主編)(中國紡織出版社,2015年9月)。研究課題:中國人民大學國家985項目——《中國政治哲學史•韓愈卷》;浙江敦和基金會專案——《被誤讀誤會的儒家》。】         孟子曾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這種快樂的程度,即使成為天下的王者,成為掌管和教化天下的成功人士都無法與之相比。三樂就代表了孟子的人格擔當的全部內容。         他說的第一個快樂是“父母俱存,兄弟無故”,這就是儒家最核心的思想“孝悌”。我們的人性、人格以及對社會的責任都是由此而生的。沒有對家庭的責任就不可能有對社會的責任;沒有對父母的愛,對兄弟的悌,就不可能有對他人的仁,所以這是最核心、根本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孝經》中說“孝,德之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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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學院福建分院教授        方宇    【方宇,自號方山愚人,青年國學學者,國際NLP導師,資深領導力訓練專家,對先秦哲學和NLP身心語言學有著系統深入的研究,專注東西方思想的融合與運用,聚焦領袖素質的提升,致力於領導力思維-語言訓練,遵循修齊治平的傳統理念,宣導尊重人性-合道發展的價值準則!教育三大使命:開發思維能源,創造語境空間,復興國學智慧!】         剛剛鮑教授的演講可以說是為了做了一個很好的開場白。如果說談到領袖,談到領袖觀,我們首先就問我們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麼,或者儒家存在最強有力的根基是什麼?事實上,任何的一個文化離不開“教育”這兩個字。那麼,儒家文化的立根之本也是在於教育。那麼我們接下來問,儒家教育的核心是什麼教育呢?我們來談,儒家教育的核心是君子之教。那什麼叫君子之教呢?何為君?君者,群也。他是一個領導、領袖的概念。那什麼是“子”呢?在中國歷史上什麼樣的人有資格被稱為“子”?我們常說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凡是可以為人類指引方向,揭示人生真理的導師、先知,我們就把這種人稱作“子”。所以儒家的君子之教事實上就是培養一個民族的領導者,一種偉大的教育。就是這樣一種偉大的教育才支撐起儒家兩千多年來的文化昌盛。         所以我今天和在座的各位來談,在今天這個社會,21世紀的今天,我們整個人類發展所面臨的最大的危機,事實上是一種領導理解,是一種領導全新的價值觀。領導的人類可以從落後走向繁榮,從困境走向光明。這樣一種卓越的領袖,可以幫助我們指明一條發展的道路。而這個指明的發展的道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礎上,才能夠建立起引領整個人類向前發展的一種卓越的領袖觀。所以人性善惡不是一個邏輯的問題,事實上是人類選擇的問題,是人類面對性善、性惡的過程中,我們如何做出一種選擇。         下面我把孟子對如何做一個優秀領導者方面的思考跟各位做一個彙報,來談作為一個領導者的核心的第一思想是什麼,什麼是作為一個領導者,一個領袖最本質思考的問題。孟子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裡面談到的是一個執政為誰,為誰執政的核心問題。那儒家和法家最本質的區別在於儒家是站在民權的角度上去思考執政的,法家是站在君權的角度上去思考執政的。所以執政為民還是執政為君成為儒法思想的重要的分水嶺。我們在這裡面看到,孟子提出了一個核心的指導思想。這個核心的指導思想是把整個的治理、管理的基礎是放在我們“民”的基礎上。那我們可以反觀在今天的企業管理中,要問我們的企業老闆、企業CEO的一個核心的問題,作為一個企業的發展,你的企業是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還是為你的客戶創造最大的價值。這裡面也變成了一個企業老闆價值選擇的問題。因為不同的價值選擇會帶來不同的領導思想,也會帶來不同的文化建設。這是我們談到的第一點。         那我們下來要來問:作為領導者,他的治理核心思想當中一個關鍵的著眼點在哪裡?這個著眼點就是“定於一”。那麼曾經有一個寓言講過一個故事,兩個卓越的馬夫同時駕馭一匹馬的話,這匹馬是無法駕馭好的。就像我們今天開一輛車,如果兩個司機同時去掌握一個方向盤,那麼這個車子一定要出問題。那麼同樣,作為一個卓越的領袖、組織管理者,組織治理有一個核心的前提就是“定於一”,就是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核心的領導。那這個強有力的核心的領導要在什麼基礎上才能得以實現呢?這就我們領導思維中的第三條 — 用什麼方式來“定於一”,在什麼方面上我們形成合一的力量。形成合一的力量實際上就是價值觀的問題,就是領導者價值選擇的問題。那麼我們來看什麼是價值觀呢?價值觀就是推動一個人的行為背後的標準。那在整個人類當中最大的一個價值選擇就是對待利益的態度。事實上對於利益的態度、取捨、選擇,將會成為一個組織凝聚人心當中最重要的一點。因為不同的價值選擇將會決定這個組織吸引什麼人,留住什麼人,培育什麼人的問題。我有請在座的各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所以孟子在談到利益標準的時候,他提了一個很鮮明、直接、尖銳的觀點。利是人人都希望的,所以梁惠王見孟子時開口就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於吾國乎?”。孟子對此的回應,相當有利。如果作為最高領導者的大王只考慮怎樣有利於我的國家?那大夫便只考慮‘怎樣有利於我的封邑?’士人平民只考慮怎樣有利於我自身?上上下下互相爭奪利益,那國家就危險了。這就是義和利,義和利不是對立的關係,而是次序的關係。如果我們用另一個角度來理解義和利,我們可以用公和私來表達。利者,私也;義者,公也。當我們強調公義時,私利則在其中;當我們每個人都去追求私利時,公義就不復存在。在孟子的指導思想當中,義利的選擇也就成為一個領導者價值選擇的核心。         接下來討論第四個問題,就是個人修為中最重要的要素是什麼?作為一個領導者最大的個人修為要素用八個字來形容: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正己方能正人,正己方可正百官,正百官方可正萬民,正萬民方可正四方。事實上作為一個領導者要求別人做什麼事情很容易,最難的是領導者自己的身體力行。孔子曾說過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格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另不從。“領導素養的核心條件就是人們不聽你說什麼,而是先看你做什麼。所以孟子提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應當作為領導者自身素質提升的一個核心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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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南農業大學人文與法學學院教師、國學院副院長、廣東省私塾聯誼會        唐元平會長                          ──《孟子學說的現實意義》論壇上的發言        【唐元平,字壹學,儒生,自號三隨君、愛智齋主人、何陋軒人,江西南昌人。鄱陽湖知行學園(2005年創立)創始人及導師,廣東私塾聯誼會發起人及會長,全國讀經夏令營聯誼會特邀理事及高級講師,五山人文讀書會會長,養正國際教育集團智囊團成員。本立書院創辦人及山長,儒一書院山長。華南農業大學“儒園”的主要建設者之一,在校主講《儒家文化與中國歷史》、《國學概論》、《儒家經典導讀》、《中國法制史》等課程。】         我會結合多年來的實踐來談談孟子思想的現實意義,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分為3點。第一個是孔孟之道,中華道統之核心。我們在把孟子定位到亞聖這個角度,就一定要談到孔子。孔孟之道是對儒家文化最形象的概括。仁義之道是中華道統的最核心的堅守。在中國歷史幾千年的發展當中,儒家一直是中華文化的主流、核心和基礎。而孔孟之道便成為重中之重。在孟子那個時代,戰國時期,春秋時期,儒家雖然是顯學,但儒家並沒有得到非常重要的實踐。在戰國時代,孔子所擔憂的禮崩樂壞情況更在嚴重。在某種意義上,對儒家提出了更大的挑戰,遇到了第一次非常嚴重的生存危機。在這個時候,孔子和孟子挺身而出,捍衛了儒家。孔孟在中華道統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貢獻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後人把儒家成為孔孟之道,不僅是對孟子學說的肯定,也是對孟子精神的褒獎。這是我的第一個觀點,孔孟之道是中華道統之核心。         第二點涉及到孟子學說討論、闡發思想的廣度和深度,可以說是無邊無際。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不斷找到對孟子理論的梳理、剖析,乃至質疑,乃至再完善。在今天這個文化復興的時代,站在文化普及的角度來說,孟子學說的再次辯證還不是最急切的。我個人從另一個角度做了一些分析,亞聖人格,捨我其誰的氣概。我們講到孟子的學說就是“性善論”。我覺得對孟子生命能產生直接感悟和感通的是孟子的人格,捨我其誰之氣概。通過孟子的文本可以看到當孟子同他人闡述孔子的思想時不斷張揚的精神。儘管時代處境艱難,形勢也很不利,但他仍然捍衛著、展現出天下捨我其誰的氣概和大丈夫的精神,護住了儒家道德的命脈。在人格上,我們會有一些思考,結合我們的研究、實踐、傳播、交流,孟子這種捨我其誰的氣概對當下有急切的意義。         接下來,我重點分享第三點:投身使命,時代責任之擔當。面對現在文化復興、國學復興,其中主要是兩類人在做。一類是學者,我們重新再學習,重新再研究,重新再傳播,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在報章雜誌、課堂學習中偶爾涉及到、了解到孔孟的學說,比重並不大。但近幾年發生了變化,我發現不管是民間講學,還是學術研究中,孟子作為一門課,作為一個系統開始進行非常細緻完善的梳理和解剖。在某種意義上,離我們這種講經的傳統雖有一定距離,但在一步步靠近。另外一種就是在進行民間的傳播者,我們非常熟悉現在青少年在學習儒家文化、中華傳統文化的過程中直接是以經典為文本。在這個時代,我們讓他們對文本進行誦讀、熟悉,但發現會出現兩張皮。學者研究自己的,只有學者之間可以交流,但作為普及就非常麻煩。作為傳播者,他僅僅對文本進行熟悉,兩者如何溝通恐怕需要傳播者更多的努力。比如說如何把高深的孟子學說對小學生、中學生進行闡述,這確實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課題。因為在過去,這個問題不需要認證,孔孟學說有一套非常完整的解說系統。我們現在重新面對看似熟悉卻又非常陌生的經典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尤其是我們所知道的十來年將近20年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大陸一些小朋友進入到私塾之中去學習這些經典。那麼他們在這些過程當中,一年兩年對這些文本熟悉了,接下來怎麼去講。還有我們的傳統文化進入學校,面對小朋友,你不管給他多少課時,他不可能做到孟子學說單列為一堂課。那怎麼樣讓小朋友意識到這個經典的價值,我覺得就是“以人為本”。因為我個人實踐的感受,覺得要讓小朋友認識到這個對他有用。這個有用不是簡單的功利上的用,而是覺得雖然孔孟離我們時代久遠,但是覺得生命當中有很多相似之處,有很多可以連通的地方。小朋友的感官是非常直接的,在這種狀態下這就需要我們去探索。當然,現在有多種路徑,我本人除了跟小朋友講講論語、孟子外,也在推動四書五經在私塾中的實踐。我們在將近四年的實踐當中,我個人非常推崇、肯定私塾的形式。因為我覺得在整個文化的傳播中,現在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體制內的教育面臨的是一個文化的普及工作,是按照一個統一的樣品去打造各個國家的公民。其實真正能夠引領、影響這個世界的是一些精英、領袖,個人的作用非常大。那麼這樣在普及性的教育當中對他們的創造力和潛力是一種扼殺。那麼私塾至少為因材施教提供了一個非常廣闊的空間。也許它在實踐中不完美,但是這種教育模式、形式很可能會培養成中國未來的領袖與人才。在這種狀態之下,我也是承擔責任與使命去推動私塾這種教育形式。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斷去講孔子和孟子留下的是什麼,就是面對這個時代的問題我們敢於直面前行,敢於去面對這個困難去進行一種探索,對文化道統的捍衛。我也很希望大家結合自己的生命實際,不斷總結和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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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泰山學者、中國孟子研究院      梁濤秘書長                          ──《孟子學說的現實意義》論壇上的發言  【梁濤主要研究中國哲學史、儒學 史、經學史、出土簡帛等,出版《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孟子解讀》、《儒家道統說新探》等,其中《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獲多項人文社科獎。入選北京市社科理論人才“百人工程”,中國人民大學“明德學者”,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北京市“四個一批”社科理論人才,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國學學刊》執行主編、中國孔子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文化部“孔子文化獎”推選委員會委員、福建省孟子文化發展促進會 名譽會長、孟子研究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荀子研究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各位嘉賓,各位同道,大家下午好。很高興也很榮幸參加這次的論壇。前幾天我接到通知請我在這個論壇上做一個簡短的發言。我經過思考決定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將我十幾年的學習研究孟子的一些心得和思考給大家做一個彙報。         我們都知道孔子是春秋末年的思想家,是儒家的創始者。而孟子大概要晚孔子一百年,在戰國的中期左右,孟子一生最崇拜的就是孔子。所以我們讀孟子的書中“乃所願,則學孔子”,人生的願望就是向孔子學習。他認為自古以來出現了很多聖賢,但沒有人比得上孔子,孔子是最偉大的。孟子曾說“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無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明確肯定了孔子是那個時代的聖人。這樣一個說法今天看來是普通尋常了,但在孟子那個時期則是振聾發聵的。因為在孟子的時候,人們認為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才是聖人,而孔子不過是普普通通的知識份子,一介布衣。甚至,孟子認為孔子的地位超過了他們,這是不得了的。用我們的熟悉的語言來說,在革命的話語之中,馬、恩、列、思,最多加一個毛才能被稱為革命導師,可是突然有人說像李瑞這樣的人比他們還要偉大,他們才真正地掌握了革命的真理,這種話就是顛覆性的。孟子一生中就是要去闡發孔子思想,將孔子思想發揚光大。那麼,孟子在周城,離曲阜並不遠,但是他們之間隔了一百多年,孟子沒有機會直接向孔子學習,孟子就向孔子的孫子子思學習,是子思之門人,是子思的再傳弟子,因為他離子思的年代也比較遙遠,他沒有機會見到子思。孟子是通過子思間接地學習了孔子的思想,進一步的發揚光大。         孟子之後地位的提升和道統說的提出有關係。唐代的時候,韓愈便對佛老提出了挑戰,這個社會不管是一般民眾還是精英都紛紛該信佛教、道教了。面臨這樣的挑戰,他想復興儒學,便提出了“道統說”,他說儒家也有自身的道,不是佛老的那個道,是儒家本有的。韓愈的說法是,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形成道,這個“道”,孔子傳給子思,子思傳給孟子,“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孟子死了以後,“道”就中斷了。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真正傳播道統的是這麼四個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而他們四個人的作品也就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影響極大的四書。有關孔子的是《論語》,有關曾子的是《大學》,有關子思的是《中庸》,有關孟子的是《孟子》,這是四書的由來。傳統時代的後期,基本是以四書為儒家的核心內容。所以說,漢唐時期是周孔並稱,到了宋明以後是孔孟並稱,首先確立了孔子的地位,孟子是孔子的繼承人,孔孟之道由此確立。這裡面有一個問題,韓愈是怎樣作出這樣的判斷的,我們知道孔子之後還有一個大儒,就是荀子。儒學取得了獨尊的地位是到漢代,那為什麼說孟子之後道統就不傳了。而韓愈的這個學說又被朱熹,乃至今天的儒家學者都接受這樣的說法。因為韓愈認為道統的內容就是“仁義”,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若以這個標準來看待儒家的思想,必然會把發展了儒家仁義思想的孟子視為正統,而把重視儒家禮儀思想、制度建構的荀子排除在外。包括漢唐儒學側重於制度的建設,在心性方面沒有太多的貢獻,所以就被排除在道統之外。今天的《十三經》中有孟子,而沒有荀子。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想想,由韓愈提出的,被朱熹發揚光大的,以至被今天新儒家所接受的道統說合不合理、恰不恰當?我認為是有它的合理之處,但不完全恰當、不完全準確。第一點,儒家學說絕不是仁義,孔子創造儒學時至少說是仁理之學。孔子對政治秩序的關注決不在他內心修養之下,他對政治的關懷遠超於個人修養之上,至少說兩個方面是互相聯繫在一起的。實際上,儒家是“內聖外王”,它既有“內聖”的一面,也有“外王”的一面,但偏向了“內聖”的那一面,忽略了制度的建設,忽略了理學的這方面,這是不足的。另一個方面,我們借助出土檔可以看出,我們以前是對子思的思想不瞭解,子思的大部分著作失傳了。93年挖出來一批竹簡,裡面有一部分可以肯定是子思的作品。通過研究這些竹簡我們發現子思的思想同樣影響到了荀子,這是我98年研究至今的最大結論。從孔子到子思再到孟子、荀子,實際是儒學內部的一種分化過程,向兩個方面去發展了,一個向“仁”,一個向“理”。那麼這個分化有沒有好處?當然有,那就是深化,孟子提出“性善論”以及許多其他的理論,把孔子很多思想深化。荀子提出“禮法”思想,一方面把儒家思想也深化了。但深化也有不好的地方,即窄化了,把豐富的內聖外王的儒學片面的發展了。         今天我們面臨儒學的復興、重構時刻,當時宋明理學對儒學進行了重新建構,朱子著《四書》是對儒學進行了重構。而我們今天面臨是同樣的工作,一方面是對歷史的梳理,一方面就是當代的重構。那如何來重構,一方面是對道統說的理解,強調儒家“內聖外王”之道;另一方面是對經典的重新挑選。朱子選擇的《四書》顯然是不恰當的,《四書》不能反映出早期儒學豐富的傳統,偏重於內在心性。根據我的新道統,我提出“新四書”:《論語》、《禮記》、《孟子》和《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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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開放大學        鮑鵬山教授                          ──《孟子學說的現實意義》論壇上的發言        【鮑鵬山,文學博士,學者、作家,央視“百家講壇”主講嘉賓,主講《鮑鵬山新說水滸》、《孔子是怎樣煉成的》。《光明日報》、《中國週刊》、《儒風大家》、《美文》、《中學生閱讀》等報紙雜誌專欄作家。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古代文化的教學與研究。出版《風流去》、《孔子傳》、《孔子如來》、《中國人的心靈:三千年理智與情感》、《先秦諸子八大家》、《論語導讀》、詩集《致命傾訴》等著作十多部。作品被選入人教版全國統編高中語文教材及多省市自編的各類大學、中學語文教材。2013年9月,創辦浦江學堂。2014年3月,創辦“花時間讀書社”。】          我們知道“人性善”是孟子一生特別要解決的重大問題,而且“人性善”並非是孟子一個人的問題,“人性善”可以說是整個人類的一個問題,尤其是沒有全民宗教信仰作為道德支撐的中國的一個問題。所以,孟子的“人性善”問題絕不僅僅是一個哲學問題,也是解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倫理道德的依據的問題。          但有一個小小的遺憾,在孟子所有的論述從字面上來看,我們確實可以發現孟子實際上並沒有很有效的從事實的邏輯的角度證明“人性本善”。為此,多年以前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做《孟子的邏輯》。我認為孟子在證明“人性善”的過程中的邏輯的運用是有問題的。比如說,孟子曾用比喻的手法來證明“人性本善”,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叫“人無有無善,水無有不下”,這句話是節自《告子》所用的比喻。告子是說人性沒有善惡,善惡是後天習得的,是後天環境的影響。那麼,告子為了說明這個觀點,告子說人性不分善惡,就像水不分東西一樣,決諸西方則西流,決諸東方則東流。實際上,我覺得告子用這樣的比喻來說明他的觀點本身並沒有特別大的錯誤,但是孟子接過他的話來證明“人性本善”可能在邏輯上就有問題了。當然,孟子也有他機智的地方,他很快抓住了告子這句話中的一個重大缺陷,他說“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水確實不分東西,但水不分上下嗎?他抓住了告子對水的表像判斷上犯的實質性的一個錯誤,水往西流往東流不是本質,而是往下流才是本質。這點可以說孟子用這種辦法來駁斥告子的觀點是十分成功的。但孟子接著用水永遠往下流來證明人的本性是向善的這一點在邏輯上的關聯性存在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我曾經說,那我們把孟子的話改動一個字,將“人無有無善,水無有不下”改為“人無有無惡,水無有不下”倒更貼切,水往下流便很下流和人性的惡很相似。所以孟子的這個證明實際上是無效的。而且孟子除了這樣的證明之外,孟子還用了類推的證明方法,比如說他認為人的眼睛、耳朵、嘴巴有共同愛好,然後推導出人心也有共同愛好。這本身就有了問題,並且在通過人的眼睛、耳朵、嘴巴有共同愛好推導出人心也有共同愛好這個不太穩當的結論後,孟子接著又說人心所共同的愛好就是“義”,這個結論是非常武斷的。假如孟先生此時此刻在就在我身邊我想跟孟先生開個玩笑:我們今天可以做個試驗,我覺得即使人心有共同的愛好,我想大多數愛好的是“利”,而不是“義”。可以等結束後,大家可以從這個門出去,也可以從那個門出去,兩個門的結果是不一樣的。這個門出去每個人領把掃帚去打掃衛生,那個門出去每個人領一個紅包然後回家吃飯,我想可能從那個門出去的人會多一點。所以我說孟子從事實邏輯方面去證明人性本善是不大靠得住的。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我想這麼簡單的一個邏輯上的問題孟子本身一定是認識到了,但是他仍堅定地堅持這樣的觀點。他曾經有一句很有名的話“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我覺得這句話是理解孟子“人性善”的關鍵。我在說“人性善”,你們一定要說“人性不善”,那麼你們知不知道說人性不善可能會有一個非常嚴重的道德後果。所以我就領悟到了,也許孟子確實犯了一個邏輯事實上的錯誤,但是他的這個錯誤是非常有價值的,他是為一個沒有全民宗教信仰作為道德支撐的民族尋找的道德基石。          後來我又漸漸感覺到孟子又把“人性善”證明瞭出來,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孟子對人性善的終極證明。確定了孟子對人性善的終極證明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他的終極證明只有八個字。第一個就是“反躬自問”,第二個就是“推己及人”。孟子曾經假設了一個場景:任何一個人猛然間看見一個小孩要掉到井裡去了,第一反應肯定是緊張、憂慮,第一個動作肯定是將孩子從危險的井裡解救出來。但是在孟子作出這樣的假設,並且對我們有這樣的反應和行為作出一個肯定的答案後,他又對我們這種行為的動機做了一個非常好的切割。他說,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並不是想到了孩子的父母親是我們的朋友,也不是想到這樣做後會獲得社會的讚譽,也不是想到不救這個孩子後會受到輿論的譴責。那既然這個行為沒有現實的動機,那麼我們把一個孩子從井裡解救出來的動力又來自哪裡?這個反問是針對所有人的,孟子提醒我們每個人要“反躬自問”,當我們沒有現實生活中的功利性的動機和壓迫之後,我們是否還存在著一種純粹的善,或者說純粹的善意。我想孟子這個提問真的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利。我相信,幾乎所有人在夜晚捫心自問時我們都會對自己有一個很有信心的答案:哪怕這輩子我們做了很多很多的壞事,在某一些有利益相關的場合我們可能更多地做的是利益的選擇,而不是“義”選擇。但是,我們一定有一些時刻,在無關功利的情況下會有一些向善的選擇。所以我覺得,孟子的這一個假設對“人性善”的證明是非常重要的。這個重要不光是我們的反躬自問,更重要的是孟子的“反躬自問”,孟子對自己的信心。我相信孟子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一定是:我心中有善,並且是非常堅定的相信我心中有善。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一直有這樣的信念,人是高貴的,人是偉大的,人類是有尊嚴的,但人類的偉大與尊嚴並不存在於每一個個體之上。人類有很多個體是卑微的,是猥瑣的,甚至很下流。但是問題在於我們人類不管有多少卑微的、下流的人,我們總還有孔子、孟子、耶穌、釋迦摩尼、蘇格拉底這些人。只要有這些人在就證明了我們人類是可以達到某一種高貴的境界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儒家一直要把堯舜往上抬,這就是為什麼孟子一直要說人間不可以沒堯舜。既然堯舜可以做得到就證明了人性是偉大的,人性是善的。          那麼接下來“推己及人”就很簡單,我心中有善,就不能否認你心中有善。我心中有善,你心中有善,我們就不能否認第三者,他心中也有善。這樣我們推下去,實際上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人心是善的,或至少是向善的。我覺得這就是孟子對人性善的終極證明。我現在對它做一個簡單的說明,孟子對人性善的終極證明不是在證明人性中的善有沒有,而是在反問我們相不相信我們心中有善;這個世界有沒有善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不相信這個世界有善。“人性善”並不是一個事實問題,而是一個信念問題。假如我們有了這個信念,這個善就在;假如我們沒有這個信念,這個善就消失了。所以在孟子看來,人性善不善不是一個問題,我們信不信才是一個問題。好的,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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