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遺產》劉強

                          同濟大學中文系    劉強副主任

                             ──《孟子學說的現實意義》論壇上的發言

 【劉強,字守中,別號有竹居主人,復旦大學文學博士。已出版《世說新語會評》、《曾胡治兵語錄譯注》、《今月曾經照古人:古詩今讀》、《一種風流吾最愛:世說新語今讀》、《有刺的書囊》、《竹林七賢》、《驚豔臺灣》、《世說學引論》、《有竹居新評世說新語》、《魏晉風流十講》、《清世說新語校注》等十餘種。任同濟大學詩學研究中心主任、央視《百家講壇》主講嘉賓、台灣東華大學客座教授副主任央視《百家講壇》主講嘉賓、台灣東華大學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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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在民間,孟子作為亞聖一向與至聖先師孔子齊名,可以說是婦孺皆知,然而,近百年來,隨著孔子在歷次運動中的被打壓,先秦儒家的真精神日漸湮滅,國人不讀經典,道聼途説,致使孔子和孟子的偉大思想及聖賢形象,被人為地扭曲、遮蔽和抽離,“孔孟之道”甚至一度成為一個貶義詞。這種精神和文化上的霧霾,使國人的心靈空間長期得不到廓清,文化信仰因而失落,道統與文脈因而中斷,正如唐君毅先生所言,中華文化在近世以來,“靈根倒懸”,“花果飄零”。當今之世,儒學能否一陽來復,中華文化能否貞下起元?重新樹立文化信仰,傳承聖賢道統,特別是為孔子和孟子正名,恐怕是首先要做的工作。

         孟子為整個中華民族留下的遺產至少有以下六種:第一,留下了一部經典。《孟子》其書,祖述孔子,為《論語》之羽翼。後經西漢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東漢趙岐(撰《孟子章句》)、中唐韓愈(撰《原道》稱:“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以至南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等先賢遞相開掘,始由晦而顯,終於從一子書而躍升“十三經”之一,成為古代士子之必讀書。其後又有清代戴震(撰《孟子字義疏證》)、焦循(撰《孟子正義》)為之考釋、董理,使這一經典的闡釋價值得到極大釋放,以至於成為儒學文獻中與《論語》、《大學》、《中庸》並行的偉大經典。毫無疑問,對《孟子》其書的研討,一定會前赴後繼,代代相傳。

         第二,成就了一位聖賢。眾所周知,在民間流傳著一句俗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這是從壽命長短角度對孔子和孟子兩位聖人表示敬意和讚美。孟子其人,乃孔子“道統”真正之傳人,也是儒家“學統”真正之大師,更是儒學形上學真正之巨擘。孟子將孔子踐仁體道之工夫進一步發明弘揚,終使儒學自成一天人合一、明心見性、性命與天道遙契之大格局,大系統。夫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也說:“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又韓愈《原道》說:“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孟子其人,得無弘道之人乎?孟子祖述孔子,辟楊墨,傳道統,使千載斯文不絕如縷,厥功至偉,後人謂之“亞聖”,不亦宜乎!

         第三,發現了一套良知。孟子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盡心上》)這一論說,從一終極意義上彰顯人之為人的天賦智慧與善根善性,真可謂正大光明。從此,“良知良能”成為中國文化中最具人文價值和倫理意義的文化理念與道德精神。不僅如此,孟子還將此一良知由天道下貫及人事,推演出一系列類似古希臘哲學“自然法”意義上的“正義體系”。諸如“行王道”、“法先王”的仁政思想,“民貴君輕”、“與民同樂”、“保民而王”的民本思想,“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仁愛思想,等等,都是涉及天下治理、公序良俗的一整套良知公義系統。孟子的良知說不僅能夠貫通形上與形下,直接啟發了王陽明的良知學;同時還可接通東西政治學,其民貴君輕說、君主易位說、商紂一夫說,都與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若合符節。這是孟子思想最具現代性和普適性之所在。

         第四,開掘了一汪心泉。孟子在孔子“仁學”之基礎上,進一步推展出“致廣大而盡精微”的“心學”體系,為整個民族的心靈鑿出了一汪清泉。孟子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告子上》)將孔子的“仁”與“人心”結合起來,使儒家的“修身”和“內聖”功夫論更具可操作性。孟子提出的“人禽之辨”,從道德屬性上將人和禽獸區別開來,並將人之所以為人的“四端之心”,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與仁、義、禮、智四種核心價值加以綰合,這真是無比偉大的發明!餘如“赤子之心”、“求其放心”、“恒心”、“存心”、“養心”、“盡心”諸說,無不活潑光明,顛撲不破。孟子的心學思想,正如他所說,可謂“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這汪心泉自其凝聚之日,便成為滋潤整個民族文化心靈的精神乳汁,開啟了後世以陸、王為代表的心學正脈。

         第五,培育了中華民族的一脈善根。與孟子的心學緊密相關的是他的人性論。子貢感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孟子正是在此基礎上,探討性命與天道之關係,並提出人性善的思想。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盡心上》)孟子的“性善論”,徹底證成了儒家“天人合一”之文化模型。《中庸》只講“天命之謂性”,乃從“上”往下講;至孟子講“性善”、“良知”、“心之四端”,又講“盡心、知性而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立命,則是從“下”往上講,通過“心”“性”這一入口,使“人”與“天”徹底貫通。王陽明的《四句教》:“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正是對孟子性善論的進一步體認和弘揚。孟子道性善,其方法論無他,正是近取譬、善類推的恕道原則,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第六,為中華凝聚了一股正氣。孟子還提出“養氣”說,稱:“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謂浩然之氣?孟子說:“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孟子的“知言養氣”說,實則在孔子的“君子”人格基礎上,提出了一種新型的“人格”理想,即“大丈夫”人格。何謂大丈夫?孟子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一旦養成此一種“大丈夫”人格,則即便遭遇千難萬險,亦能做到“雖千萬人,吾往矣”。正因為有孟子將這股天地之浩然正氣,涵養,提撕,擴充,傳遞,才鍛鑄了中華文化中最具人學價值的“士大夫精神”。自古以來,多少志士仁人秉承此一種正氣,百折不撓,愈挫愈奮,寧為玉碎,不求瓦全,在民族危亡之際,挺身而出,捨生取義,獲得了類似“道成肉身”式的生命體驗。文天祥《正氣歌》雲:“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正是對孟子“養氣說”的隔代回應。

         以上,是我對孟子遺產的個人解讀。竊以為,這一部經典、一位聖賢、一套良知、一汪心泉、一脈善根、一股正氣,不僅是吾國吾民之寶貴遺產,也是全人類之普世價值,必將與天地同其長久,與日月同其輝光!謝謝大家。